“当然没有，您请坐。”江扬赶紧把两脚塞进扔在一边的拖鞋里，娴熟地斟茶递过去，“本想明天向您汇报基地的状况，不妨现在就说吧。”江扬站在书桌前面，用一个属下最标准的姿势，讲那些听来繁冗、官腔的事情，但条理清晰，事无巨细，往往累了停下来的时候，已经是用餐时间。
这种习惯从他十六岁进入海军陆战队开始，延续了整整八年。江大元帅沉沉叹了口气，合上书本，随意地插回架子上：无论如何，这个习惯是身为父亲的他强迫儿子养成的，开始只是不放心儿子的言行，希望能够引导他不要走弯路，后来，积怨下，这变成了父子互相折磨精神的有利武器。不知道多少次，江元帅看着结束了外交晚宴后在车里就累得睡着的江扬，躲进浴室冲凉，十五分锺后带着工作报告到书房里见他，一站又是两个锺头。他很想让儿子坐下，但是儿子却倔强地一昂首，声音淡淡的：“不用了，谢谢您，我应该站着说，这是礼节。”
“都怪你，翰韬。”江夫人蜷在被子里，眉眼间完全失去了首相的风采，更像一个最普通的、为儿子担忧的母亲，“八岁那年的事情，你是躲无可躲的罪魁。”
江元帅在黑暗里睁大眼睛看着窗外，按铃叫人：“浓茶，煮得热热的。”
那时候的江家，正处在事业的上升期，喜得二儿子江立的意外更让家庭陷入了空前的忙碌中。八岁的江扬跟父亲就像跟那些多年不相往来的远亲一样陌生，跟母亲更为要好，完全是因为她需要边恢复身材边照顾只知道大哭的江立。弟弟的出现，让江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并不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