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六年五月，我们到三公里林业局储木场劳动，为学校挣经费。水印广告测试 水印广告测试中午吃饭的时候，储木场高悬的大喇叭里，传出了夏青那独一无二的浑厚声音：“评《三家村》?”，我们全体师生立刻竖起耳朵，仔细聆听起来。我们都感到，国家政界要发生大事，因为那篇文章已不单纯是学术批判了，政治斗争的意味更浓。同学之间交头接耳、窃窃私议，不明所以，但每个人心头沉甸甸的，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

《三家村札记》是北京市市委机关刊物《前线》的副刊，由邓拓、吴晗、廖沫沙主笔，每期刊登一篇不足千字的杂文，从六一年开始到年七月，没有间断，很受读者欢迎。在的笔下，这些都成了邓拓、吴晗、廖沫沙主义的罪证。一时间，无产阶级文化先锋战士、关锋等展开了对邓拓的另一部作品——《燕山夜话》等文集的围剿。

我记得《燕山夜话》里有一篇议论太阳黑子的文章，说这是含沙射影地批评**他老人家。**被亿万人民拥戴为“心中的红太阳”，那是多么完美的象征，怎么能有“黑点”呢？那不就是影射**也有错误码？可太阳中有黑子那是自然现象、客观存在，那也是不争的事实。当时我确曾矛盾过。

邓拓，北京市市委副书记；吴晗，北京市副市长、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戏剧《海瑞罢官》的作者；廖沫沙，北京市部长。在平民眼里，这些人绝对是凛然不可侵犯的高官、党和国家的重要人物，怎么像高楼大厦一样，顷刻间轰然倒塌了呢？当时，这一事件对全国人民造成的震惊不言而喻。我们天天关注新闻，报纸一来，立即哄抢一空；每到新闻广播时间，大家都竖起耳朵谛听。

报纸上、广播里天天宣扬着各地大学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消息。我们学校也马上做出了反应。高二?二班的张顺、刘林联名写了《批判我们学校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大字报，挂在领导办公室的走廊上，轰动了学校，学生们自发地去看，把大礼堂的走廊、门前围得水泄不通。我同我班的刘法勤、刘祥写大字报予以支持。

学校即时做出了快速应对。由校党支部书记蒋琨、校长马力、教导主任任春、梅先、教导干事安余、保卫干事孙贵、郝新（原名馀，破四旧、立四新时改为革命气味十足的这个名字），加上写大字报这些学生的班主任、副班任，组成了“消防队”，两人负责一名学生，分别谈话，很快把烈火扑灭在萌芽状态中了。

五月下旬，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载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炮轰校党委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并配发了**的评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立刻在学校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学校中暗流汹涌。

六月，广播里传出了中央《关于无产阶级的决定》，接着传出了《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即中央政治局五月十六日通过的《关于开展无产阶级的决定》。政治局通过以后，中央没有即刻下发，而是过了些日子才在广播里宣传的。

六月中旬，广播里公布了废止考试制度的通知，所有学生放下了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轻松地吐了一口气。正在为准备高考紧张忙碌的高三学生，跑到教室外，欢呼着、跳跃着，把帽子、坐垫等物品高高地抛上天空，由衷地欢呼雀跃。

浑江市委派工作组进驻了学校。工作组由五人组成，市新华书店的书记大德担任组长。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学校的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先是揪斗家庭成分有问题的人和历史上有污点的人。

首当其冲的物理教师邱旭，家庭出身大地主，老家在临江下游四十五里地的苇沙河乡，其父解放初期因历史罪恶被当地政府镇压。“四清”中，《长白山报》登载过一篇长篇报道，报道邱家子女回家上坟祭祖，家中厅堂曾挂过一副对联：“香烟飘渺酬祖德，烛影辉煌报宗功”。文中指出，这是地主阶级“牢记阶级仇、时刻想翻天”的心理写照，是生动的阶级斗争教材。

邱旭小小的个子，大大的眼珠子，长长的嘴丫子，说话憨憨的，批斗中，不知他是真的不知道家里的事，还是故意佯作不知，面上露出的态度十分真诚，问什么都是不知，有时做出替批斗他的师生着急的样子，仿佛在说：“你看，我怎么就是不知道呢？”十分滑稽可笑，常常惹得批斗会进行不下去。那个时期，他是吃苦最少的，除了戴高帽游街，没人打他。

同时和他一起被揪斗的是地理老师李亨，四川宜宾人，家庭出身大地主、大资本家。他爱人王珍是学校总务处的会计，两口子平时为人低调，人事关系很好，加上家庭问题是明码标价，没有丝毫遮掩隐瞒，因此，除了戴高帽游街，也没有什么人为难他。

同时被揪斗的还有一个周明，他的遭遇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是作为学霸、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的。他同邱旭、仲权并称学校的“三大怪”：同样的不足一米六的个头；同样的学科权威、高考“大拿”；同样的自视甚高、凛然不可侵犯。所不同的是邱旭能做到“人在矮檐下，就得低下头”，周明则不同，表现的是“我在矮檐下，强按也不低头”，因此，巴掌、撇子他没少挨。其实，他就是个教研组长，平时盛气凌人，反右时差点被划为，现在有人借机给他点苦头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