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大炼钢铁，很多粮食没有收回来，烂在了地里，国内发生了第一次饥馑。好在范围小，没有造成大的波动，只是我们吃返销粮的菜农，定量降为每人每月十八斤。再就是季节好，有大量蔬菜可以补充粮食的不足；形势好，城镇居民照常供应，我家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得以安然度过了这次饥馑。

四年级下学期，孙国兰休学了，我和于美业顿时觉得学校的吸引力减弱了不少。

我换了一个新同桌——回登兰。她是一个回族女孩，长得也挺好看，白净面皮，一笑两个大大的酒窝。跑得很快，运动会上她每次下场，也不换运动装，穿着一件小褂，袖子有点长。跑起来，两只手缩在袖子里，两只袖管甩答甩答的；歪着脑袋，咬着牙，脸上的肉一颤一颤的，总能拿第一。就是学习不太好。

可能我和孙国兰在班级男女生排队的位置相同吧，这几年排队分座，我俩总能分到一张桌。这回换了回登兰，我有点“肚子疼怨灶王爷”，无缘无故地迁怒于她。于是，我总挑“刺儿”欺负她。我用手在桌子中央划了一道线，作为界线，敕令她不准越界。她无意中一越界，我就用胳膊肘碓她。我一碓她，她就抬头“嘿嘿”一笑。有时她并没越界，只要左胳膊肘一拿上桌，我就碓她，反正那是看不见的界限，我说越界就是越界，她也不争辩，仍然“嘿嘿”一笑，露出两排编贝似的白牙。有时轮到我们值日，她课堂作业没写完，还在那闷头忙活，我就攥起小拳头，在她背上擂两拳。虽然力量不很大，但也发出“咚、咚”的响声，我觉得声音很悦耳，就总找机会在她背上擂两下。时间长了，她就学乖了，见我一举拳头，“哧溜”一声，边笑边跑开了，我作势要追，她跑出教室，两只袖子一甩一甩的，跑出二三十米，站在那儿，脑袋一歪一歪地冲我笑，意思是：“看你还能打着我？”我只得回教室扫地。经过一学期，我们也建立了纯净的友谊。

闲暇无事，我找了一块椴木板，用父亲的工具，做了一把“二十响”，极其逼真。很多同学要用东西换，我都没舍得。后来，让于美业用一副扑克换了去。我用松木板再做，都没有成功。后来才明白，椴木板质地细腻柔软，好刻；松木板硬，纹理粗，不吃刀，容易断裂。于是我就干脆撂手不做了。

生产队让我父亲当统计员，我不知道为什么叫统计员，实际就和电影《李双双》中的喜旺一样，无非就是一个记工员。我父亲的心理也和喜旺一样，不愿意干。我父亲比喜旺还多一个理由，那就是不愿意让这个工作捆住手脚，占用了夜晚打渔的时间。为了推脱，我父亲干脆带上所有渔具，上伊春我姑姑家去了。伊春有个汤旺河，河不大，但盛产冷水鱼。我父亲在那儿，每天打渔，过的怡然自得。生产队的统计员职位一直悬着，没人接。生产队催我家多次，我父亲就是不回来。

一天，我放学回家，看见我四妹哄着二弟、小妹在炕上玩；母亲饭也没做，躺在炕上，还不时地发出一两声呻吟。我赶紧问我娘：“娘，你怎么了？”我母亲侧过头来，睁开眼，有气无力地说：“我胸疼的厉害。你赶紧给弟弟、妹妹弄点饭吃，吃完饭你上电报局，给你爹发个电报，叫你爹赶紧回来。”我说：“我先上电报局吧，别去晚了，人家下班了。回来再给他们弄吃的。”我母亲点点头，我就一溜烟地跑到邮局，给我父亲发了电报。

回来时我三妹也放学回来了，我对他们说：“咱娘有病了，咱们谁也不吵咱娘好不好？谁最听话，我给买绿豆糕吃。”我二弟、小妹都瞪大眼睛、咬着嘴唇，使劲点了点头。我三妹帮助我，每人发了一个二大碗、一双筷子，三妹给每个碗倒上酱油，炉子上有热水，我给每个碗冲上水，做成清汤，然后我用盖帘端来干煎饼，让弟妹们泡煎饼吃。大家毫无怨言，热火朝天地吃饱了。母亲什么也不吃。三妹、四妹收拾下去，刷了碗，我去把大姐找了来。

第三天，我父亲回来了，找了一位会“画”的先生，四十多岁，微微的络腮胡子，身量细高，少言寡言。来看了看我母亲，叫准备一只碗、一只新毛笔、凉水，中午十二点施治。

中午我放学回家，看见此人在地上的凳子上正襟危坐，紧闭双唇，眼睛紧盯着墙上的挂钟。那天，天有些阴，太阳被乌云遮挡着只剩下一团白辉。我父亲看了几次，天没有放晴的意思，就问先生：“这样行吗？”那位先生也出去看了看，说：“可以。”眼瞅着就到十二点了，他站起身，一手拿毛笔，一手端碗，到缸里舀了多半碗水，到院子里，面对太阳，把毛笔高举过顶，口中喃喃有词，咕囔了一会，进屋叫我母亲解开衣服扣，然后隔空用毛笔划了几下，在我母亲胸口喷了三口凉水，我母亲顿感清凉。这样治了三天中午，我母亲就全好了。

原来我母亲得的是“奶痈”，这种病是很危险的。这位先生是什么疗法，我不知道，只感到神奇。按唯物主义的说法，这无疑是唯心的，是封建迷信。但疗效确实，是我亲眼目睹。

我父亲既然回来了就不得不接手统计员的活儿。从那以后，我父亲天天晚上记账、算账，几乎没有了打渔的时间。过去，我父亲经常下工回来，吃点饭就背上渔网走了，早上，母亲把鱼拿到早市上一卖，家里的零花钱就有了。有一次，我父亲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