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否只与您交谈？两位医生同时在场会令我紧张。”我对吉尔伯特说。

他想了想，然后摇摇头，“我们司职不同。”

“您是这位先生的翻译？”我激将。

“我们都是心理医生。”

我陷入椅子的后部，决定沉默一阵子，直到他们妥协。

那天的谈话因为我“防御心理太强”而无法进行，他们提供了卫生院水准的体征测量之后就走了。在监狱里呆久了，即使是失去两位来历不明的对话者也会有些落寞，幸而我没有表现出来。

一个月后再次到访的只有吉尔伯特。

“作为纽伦堡审判的御用医师，您在这里是否屈才？”和他谈话是不会和睦的，但针锋相对倒也能让话题进行下去。

“配给达豪的医生不够，我来这里是出于人道主义关怀。”他生硬地说。

他的确是德国人，奥地利籍贯和犹太血统也帮不了他。

“不对，您来这里是受戈登逊所托。您本人只对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感兴趣。您更憎恨大人物，这不失为一种勇敢。”

他略带吃惊地看着我。

“情报侦讯手段是否比心理访谈技巧要高明？”我看着这个比我大几岁的人。阅历和智力都将成为力量，书卷气则不能。他对纳粹的恨使他试图剖析纳粹要人的心理，但他本人的倾诉欲超过他的访谈对象。

我拿情报侦讯和心理访谈作比较时，他更不自在了。

这次我让他坐椅子，自己则坐在床上，“您或许不爱听，但戈登逊的职业素养比您高明，他更善于让受访者自己说话。不过塞翁失马，我更愿意与您交谈。——我们聊点什么？”

我们从利奥波德城枪击案谈起。我试图使他明白种族歧视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全部，失败了，他认为二战是德意志人民反犹太战争。试图使他明白宣传指导和新闻事实的矛盾关联？取得片面成功。

“您在暗示，这些思想毒瘤并非德国特有？”他警惕地说道，好像我冲犯了他的基本观点。

“我在明言，这些体制弊端——无关于思想，世界各国都存在。”我对自己鲜于实践的说服术毫无把握，那是我旧日的上司和前辈、瓦尔特?施伦堡的特长。

“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的德意志人，您是怎样看待犹太人的？”

我有一位在纳粹时代仍然坚守社会民主党纲领的自由派的父亲，我本人则在今天也宣称是一名纳粹，我才不是什么普通的德意志人。但吉尔伯特坚持把我当成德国人的代表。

他认为大屠杀来自种族仇恨，而仇恨在方方面面都迫害着犹太人。我问他，坚信这种恨意是否让他更坚强。他迟疑地承认了。

“难怪您坚信我也心怀仇恨。”我感到好笑。

“难道您不是？”

愧不敢当。

“您对族人的恻隐是否超过了对其他人，尤其是对德意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