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上面略加点染成为一枝桃花;愚拙之人,就守着看一辈子的污血扇子。青春也是如此，谁当年没有张狂冲动过，谁没有无知可笑过，可别人的青春是用来过渡的，用来回望的，大多数人都是聪明人，成熟了之后，隔着半透纱帘欣赏自己的桃花扇，可桔年不同，她撞得太用力，血溅五步，那里还有什么桃花扇，生生就染就了一块红领巾。

悲惨吗，好像是有一点。换作了其他人，只怕已觉太痛，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桔年不这样，如某人评价的，她身上有一种消极的乐观主义精神。桔年怕痛，她属于痛感神经特别强的那种人，据说三岁的时候家里人带她到医院打针，大人把她脸朝下放在大腿上，胳膊紧紧夹住她的身子，没想到医生朝屁股一阵扎下去，她身子不能动弹，两条腿硬是把一旁的木制注射流理台蹬翻在一米开外，不是因为天神神力，而是因为太痛，不能自已。可是自从学前班以后，每次防疫站的医生到教室里给学生注射疫苗，她总是第一个撂起袖子视死如归地走到医生面前。老师问：“谢桔年小朋友，你为什么特别勇敢啊？”她回答说：“我想把害怕的时间变短一些，打完了针，我就不害怕了，还可以在一旁看着别人害怕。”因为这个回答，尽管她“勇敢”，可是她一次也没有得到过表扬。

桔年喜欢做噩梦，因为她知道梦是假的，既然是假的，有什么紧要，醒来了，怪兽不见了，才知道清晨是那么好。她说人活在世界上，最幸运的事不是中大奖，而是身陷囹圄的时候，忽然铁窗外传来一个声音说：“抓错人了，你走吧。”在任何时候，她的心里都不忘给自己留一条救命的绳索，假如这条绳索救不了她的命，至少她还可以拿来上吊。不管好的记忆，坏的记忆，忘不掉的话就干脆记得吧，就像你一直按着自己伤口，然后再松开，忽然就觉得没有那么痛了。就像桔年十八岁生日大半个月那改变了她一生的那一天――她从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女孩，沦为了一个女囚，可是关于这一天的记忆，十一年来她反复地回想，到了最后，她记得的不过是那一阵凉，留了很多年的长发被一剪刀绞断，忽然裸露在空气中的后颈，真凉啊……一如高墙内第一晚，洒在她脚边的一小片撒了盐似的月光，凉。

其实严格说起来，三岁以前的谢桔年是一个特别活泼的小姑娘。那时她爸爸妈妈工作忙，基本上她是跟在爷爷身边生活，只在周末的时候和回到爷爷住所吃饭的爸爸妈妈团聚。

爷爷是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老知识分子，退休了之后，还是老干部群体里的活跃成员。他的手很巧，不但写得一手好书法，还能用缝纫机做漂亮的衣裳。桔年从爷爷那里得到的，除了总比别的小朋友别致鲜艳的花裙子，还有更早的启蒙。她画水墨画猴子献桃，好几次在幼儿书画赛上获奖，别人还在念着“秋天到了，树叶黄了”，她就顺口溜似地欢快地背诵：“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

桔年并不知道诗里的意思，可这一点也不妨碍她牵着爷爷的手，在大人们面前脆声朗诵，那些拗口的字眼，对她来说一点儿障碍都没有，她背诗的时候镇定而严肃，叔叔阿姨大伯大婶们让她表演个节目，她二话没说就转个圈儿又唱又跳，半点怯场也没有。桔年后来翻看自己儿时的照片，还没有长开的时候，她的脸真圆，红扑扑的，苹果似的，够得上可爱的标准，再加上胆子大，表现欲强，大人们都喜欢她，她是众人的小开心果。这么算起来，她的童年是愉悦的，至少在三岁以前是的。

桔年刚满三岁不久，爷爷某天夜里出去打桥牌，回来的时候脸庞像喝醉了一样红，他说自己头晕，洗了把脸就回床上躺着，一躺就再也没有醒过来。爷爷死了，桔年的文艺天分似乎永远就定格在这个时刻，直至现在，她会画的也仍旧只有那个猴子献桃，技巧水平跟三岁的时候没有任何区别，那再也不是什么天分，只不过是稚拙的童年记忆。

爷爷的丧事一办完，桔年就得到父母身边生活，收拾东西时，妈妈觉得她太磨蹭，催促了很多次，使她不得不在经历了一场死亡后变得乱糟糟的屋子里放弃了寻找她画具的打算，抱起自己最喜爱的几件衣服就回到了自己真正的家。

才刚上幼儿园不久的桔年虽然和父母相处比不上爷爷亲近，但是她热爱自己的父母，就像所有的孩子热爱“爸爸妈妈”这四个字本身，一直以来的聚少离多更加深了她对于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向往。

桔年的父亲谢茂华当时在市检察院汽车班做专职司机。谢茂华的性格和他的父亲、桔年的爷爷完全不一样，他没赶上好的时代，读书少，开车是他最大的专长，也是他唯一的专长，幸而所在的单位还不错，拿的是当时的铁饭碗。他是个极度内向和拘谨的男人，不管是语言和行动，都很少表达什么，或者说是没有什么可表达的，即使在家人面前也一样。相对应的，他娶的妻子也是个非常传统和保守的女人。

桔年的母亲原本没有工作，后来因为丈夫的关系，在市院的职工食堂里做临时工。她虽说受的教育也不多，可道德感非常之强烈，自己平时当然是端端正正，衣着打扮清汤寡水一般的素，见到稍微外向热情的女性，或者太过耀眼的打扮，最爱私下愤愤不平地表达她对于这种“轻佻”的